邱慈观
教育背景:
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 1991
学士学位:台湾大学哲学, 1978
研究领域:

影响力投资,社会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普惠金融 金融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伦理学


邱慈观 : 【陆家嘴】公益创投:热情之后
《陆家嘴》6月刊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邱慈观的专栏文章,她在文中指出,除非国内公益创投的资金真如泉水般源源不绝,否则必须引入投资思维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成功的社会项目是以其规模化运作、社会影响力及财务可持续性来评断,而正因这种项目极少,项目方才须千挑万选,审慎筛检。

公益创投:热情之后

公益创投被引进中国已有十年,初期仅少数组织涉及,如知名企业联想及创投行业先驱恩派。近几年来,它获得公共政策层面的肯定,相关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特别是,李克强总理2014年10月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可透过公益创投等方式,为初期社会组织提供支持,以探索金融推动慈善发展的可行性。这是国家领导首次正式倡议公益创投,也明确了政府的相关政策。此后,公益创投常被提出,认为针对弱势人口的需求,它能凭借金融力量,驱动创新的商业模式,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环保、医疗、教育、扶贫等。 

公益创投的热情持续增温,全国各地有意发展社会组织的部门,纷纷成立公益创投基金,举办公益创投大赛。参与级别从最初的市级、区级,发展到街道社区等基层,关切领域从教育、扶贫,扩及文化、旅游,而涉及单位有企业、民政、团委、妇联等系统。譬如,今年四月启动的沈阳公益创投项目,由沈阳市民政局和慈善总会出资支持公益活动。在落实方面,民政局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承办,透过项目之征集、评选、优化等流程,对多个项目予以一年资助,平均金额五万元。 

类似活动也发生在镇江等二、三线城市,更发生在村镇街道。譬如,嘉定镇街道公益创投对阳光彩虹社工师事务所推出的"成长伴我行"助学项目,给予资助,拟通过牵手助学、亲子联谊、艺术创作、生涯规划培训等活动,落实对街道低保困难家庭的服务。 

审视国内公益创投的相关报导后,笔者却发现,这类组织除挂上"创业投资"的名称外,并未以"投资"思维支持社会组织的能力发展,也欠缺相关的风险管理。反之,组织人员普遍不具投资训练,也欠缺投资心态,故未能从投资角度看问题。换言之,他们仍以政府补助、慈善捐助的心态在资助社会项目,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公益创投的初衷。

公益创投的英文venture philanthropy,由风险资本 (venture capital,又译创业资本) 与慈善 (philanthropy) 合并而成。名称何时出现已不可考,但应与1997年《哈佛商业评论》上"德性资本:基金会能从风险资本家学到什么"一文有关。依据该文,社会组织长期陷于效率低、规模小、资金缺、创意少的状态,它们与资助方 —— 传统慈善基金会 —— 的关系,应重新被检视。风险资本家之被提出,因其与基金会面临相似挑战:须在众多项目中,挑出最优者资助,透过具体商品或项目来落实某些抽象理念,且对资金来源方 (投资人或捐赠者) 负责。 

从为社会组织供资的立场,基金会能从风险资本家学到什么?该文提出几项实践,其中最攸关的是风险管理,而这也是基金会与风险资本家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当基金会对社会组织资助时,面临的风险很少:资助款原没拟再拿回,故不必担心亏钱!风险资本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投资不仅不能亏损,还须获利,才能持续得到投资人支持。但投资组合中仅少数案例会成功,譬如回报超高的IPO案,而其他投资可能结果平平,甚至完全失败。倘失败案例太多,创投公司日后将有集资困难,甚至关门之虞。因此,风险资本家为控制风险,针对投资标的发展出许多组织建构机制,如高度参与、绩效评估、出场规划等,更构成创投资本的关键。 

这篇经典文章引出公益创投的概念后,迄今为止,它虽没有普遍认同的内涵,但其界定依实践而与时演进,发展出某些重要特质,其中除高度参与被资助之初创组织的建构流程外,还包括给予它们多年期、量身订制的资助,提供战略规划、资源对接等协助。更重要的,这些特质决定谁是公益创投的圈内人,谁是公益创投的圈外人。 

与国内公益创投的热情对比,我们不禁要问:公益创投在原产地美国,发展如何?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迄今凤毛麟角,而哈佛大学亚伦‧葛瑞思曼教授的研究正为其一。他以结构式访谈方式,调查了美国28间知名的慈善基金会及影响力投资基金,写成 "公益创投的演进与未来"一文。依据该文,美国公益创投组织的数目与实践,其成长都相当缓慢,以致产生的影响仍相当有限。至于背后原因,究竟是个别捐赠者的偏好问题,促进组织不力的问题,讯息散播不广的问题,抑或行业专家不足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欧洲对公益创投的热情,我们可透过组织数目来理解。欧洲公益创投协会是间区域性的行业组织,每年都对相关组织进行调查,包括数目、活动及回报等。依2016年调查,欧洲的公益创投组织约160间,数字虽比过去成长,但也反映公益创投并不普及的事实。

至于国内公益创投何以普遍未能引进"投资"思维,依笔者看,这与资金来源及参与组织有关。欧美公益创投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除慈善基金会外,财务回报与社会回报并重的"双底线投资人"为主要供资者,其中包括机构投资人及高净值个人。譬如,美国知名的公益创投"聪明人基金",其资金全来自民间捐赠者及投资人,2002年它以两百万美元起家,迄今投组规模已达1.1亿,而增值中的一部分来自未分配的投资获利。相较之下,国内公益创投之资金主要源于各级政府,这点可由沈阳市项目或嘉定镇街道项目看出,而政府预算最终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故项目亏钱会造成创投未来集资困难的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 

在实践组织方面,如上所言,欧美公益创投组织的数目有限,其中由传统慈善基金会转型者,都涉及艰辛的组织变革历程。此处理由在于,传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欠缺投资思维,对申请资助的项目主体,既无法分析管理团队的质量与潜力,也不能评估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更无力引导组织进行能力建构。因此,当传统基金会拟转型为公益创投组织时,常须撤除能力不逮的既有人员,换上另一批投资训练有素者。譬如,由基金会转型公益创投的美国组织Omidyar Network及荷兰的Dob Foundation,都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蜕变,最后才转型成功。 

除非国内公益创投的资金真如泉水般源源不绝,否则必须引入投资思维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成功的社会项目是以其规模化运作、社会影响力及财务可持续性来评断,而正因这种项目极少,项目方才须千挑万选,审慎筛检。另外,正因失败项目存在,为维持基金规模,创投组织才在意经济回报,以成功案例的高回报来弥补失败案例的负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