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
教育背景:
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 1990
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 1985
学士学位:南京大学物理学, 1981
研究领域:

资产定价理论、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金融创新和金融工程、国际金融和中国资本市场等


王江 : 【凤凰财经】中国面临经济转型风险 应对不能照搬国外

6月25日,凤凰财经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江的专访报道,他表示,中国从经济发展需求来看,开放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开放时面临的经济转型风险, 应对不能照搬国外。

中国面临经济转型风险,应对不能照搬国外

“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准备完备才推进,开放也是同样的道理。从经济发展需求来看,开放是非常必要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院讲席教授王江在陆家嘴论坛上接受凤凰网财经《国子策》专访时表示,“无论从风险配置、降低风险,还是企业海外扩张或吸引外资方面来看,资本双向流动是非常必要的。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人力市场,资本市场流动性是最高的。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游离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这样的格局是很不理想的。”

王江还表示,中国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和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体,并且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金融体系的开放是极为必要的。

王江在论坛上发言时提到,“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还非常有限,投资者总投资份额当中,海外股票占比发达国家一般在20%-50%之间,中国只有不到1%。本国股市中,海外投资占比成熟市场一般也在20-60%之间,中国是2%不到。”

王江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比较大的风险之一是经济转型。“我们还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果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内不能明确经济转型的方向,老的经济增长方式又无法维持持久的经济发展,未来的压力和风险将是非常严峻的。”

中国风险应对不能照搬国外经验

今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官方多次表态要进一步开放,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了系列金融开放的时间表,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等。那么,中国金融领域是否做好了充分开放的准备?如何防范风险?

王江表示,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准备完备才推进,开放也是同样的道理。从经济发展需求来看,开放是非常必要的。“无论从风险配置、降低风险,还是企业海外扩张或吸引外资方面来看,资本双向流动都是非常必要的。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人力市场,资本市场流动性是最高的。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游离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这样的格局是很不理想的。”

至于金融开放时间表,王江认为,由于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环境变化都会影响开放的具体进展,所以,时间表很难具体确定,时间表的提出更多是表达了一种决心。但是只要有明确的目标,相对清晰的路径,时间架构可以相对灵活地安排。

王江也提醒,资本账户的开放也是有风险的,可能会带来资本大量外流,短期资产价格可能下滑,国内市场风险可能会加大,如境内境外的资本流动带来额外风险,这对于经济和社会稳定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那么,如何在开放的过程中控制风险?王江建议,“第一,在考虑资本市场开放时,可以把以前的由零、一、二级市场的顺序调过来,先开放二级市场。比如,可以允许投资者直接通过二级市场渠道在海外投资,尤其是可以以CDR、全收益互换等方式引进股指类投资产品。这是因为二级市场是最为透明、监管最为严格、交易成本最低、信息最为对称、风险管理最为便利的市场。而且二级市场产品的引入总量完全可控,且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和调节供求。

第二,在宏观风险防控方面,可以把整个市场交易者的信息汇总起来,建立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监管框架,即全信息风控。海外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复杂性很高,新的交易策略、交易平台和交易产品每天都在变化,要把握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风险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国外获得很多具体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对整个系统性风险的判断相当困难。但是中国不一样,整个法律和监管框架不一样,中国监管机构基本掌握了全面的市场信息,包括所有参与者的特征、交易记录甚至交易动机的信息。这方面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走到世界的前沿。”

中国面临经济转型风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10周年。从黑天鹅、灰犀牛到明斯基时刻的探讨,近年来,这些词汇又开始高频出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论坛上提到中国经济面临三方面的风险,包括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层面的风险,并建议实体经济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要加快建立新的住房制度和市场化调控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要严控增量。

对于风险,王江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比较大的风险之一是经济转型的风险。“我们还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果一年、两年或者五年之内不能明确转型的方向,老的经济增长方式又无法维持持久的经济发展并会带来更大的成本和风险,未来的压力和风险是非常严峻的。”

“中国来看,2008年至今,过度信贷宽松的政策带来了很大隐患和风险。如果能管控得好,风险可以逐步消化,如果管控不好,可能会出现大量违约并对市场和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王江认为,“应该避免的是,如果出现一些风险,再用老办法来应对,这是最不可行的。要尽量过渡到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那么,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是否可借鉴一些国际经验?王江认为,国外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但也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因为各个国家发展的条件、环境和路径都不完全一样。王江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在二战后遇到过两次相当大的金融风险,一次是70年代的大动荡,美国出现了高失业率、高通胀、美元和黄金脱钩等,第二次是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但两次应对的思路和措施是不一样的,70年代采用的是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思路,应对2008的危机则采取了‘收’的思路,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国际相比较,与发达的金融市场差距还相当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能因为一些风险的出现,就采取‘往回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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