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耀:做一名“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
发布时间:2019-12-24 浏览次数:1028次

每个朝代的衰亡,为什么都是经济先崩溃?银行产生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为什么现在很多金融机构的业务都脱离了实体?为什么一国的次贷危机最后会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学术研究怎样从经济现象中找到发展规律,从而为监管当局建言献策,防微杜渐?

从小就喜欢历史人文和社科哲学,喜欢挖掘事物本质的王一耀,在高中课堂初步接触经济学知识后,一路从本科到博士循迹而来,现在他登上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讲台,与学生、与同业一起探寻种种社会现象背后的金融奥秘,他的职业梦想只有一个:做一名学以致用的研究型经济学家。

风起青萍 浪成微澜

王一耀籍贯浙江宁波,或因父亲是大学数学老师之故,王一耀从小自带数学基因,特别喜欢数学、物理等与逻辑相关的学科,曾代表所在学校——宁波效实中学参加过浙江省数学和物理竞赛。

在这所百年名校的课堂上,王一耀对经济金融的基础概念有了最初的认知,但传统经济学对金融的“轻描淡写”让他产生了疑惑:金融不重要?那为什么现实生活里,投资、买房、买车都和金融息息相关?

2009年,王一耀考入复旦大学金融系。彼时,由美国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整个世界,大洋彼岸的中国虽然没有处于漩涡中心,但是同样受到了次生影响,监管当局、学术界对金融风险的认识加深,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修读了大量经济金融相关课程的王一耀开始思考一些看上去非常“基础”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银行?银行为什么会产生风险?金融风险暴发对整个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王一耀开始选修专业课以外的历史哲学类课程。“我当时上了一门对本科生来说非常senior的逻辑哲学课,因为选修的只有四、五个人,所以我们就在老师在光华楼的会议室里上课。”他回忆道。课余他去图书馆借了两本书,一本是Robert C. Solomon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另一本是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

“哲学让我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历史告诉我朝代兴衰、国家强弱背后都有金融的影子,让我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可以说小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大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都绕不开金融。但我们又不能完全依赖它,因为社会的持续稳健发展还是要靠实体经济,那么金融怎样在里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在王一耀看来,经济学、金融学研究是一个注重逻辑推理,注重论证论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门具有人文关怀、关乎整个社会福祉,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间的社会科学。“我喜欢数理逻辑,而经济学就是把一个社会问题建模,应用数理推导得出一些结论,但它在数理的逻辑之美外赋予温暖的人文关怀,让我感觉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learning myself by doing”,从金融思维的最初萌芽,到金融理想的逐渐廓清,怀揣激情和抱负的王一耀,决定本科毕业后出国读博深造,这时他的视线瞄准了在全球经济、金融学界赫赫有名,同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超级大户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百家争鸣 独立思辨

芝加哥大学在众多学科领域创立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其中包括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作为美国历史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及12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摇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和学习技巧并形成独立思考独特问题、决策及领导的能力。

“我们学院的学习或者说竞争氛围很浓,鼓励大家积极思辨,百家争鸣,不迷信权威”,王一耀举例说,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2013年诺奖得主),与芝大另外一位资深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2017年诺奖得主),他们两个观点相左,一个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另一个认为市场是有偏差的,定价是错误的,但大家都有科学论据。“他们两个经常在学院里辩论,其他教授之间也会这样,即使教授和学生之间也会互相争论,同一个问题可以引发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结论,这就是芝大特色,也是社会科学的精彩之处。”

这种开放平等、自由宽松又充满竞争思辨的氛围让王一耀充满新奇,他沉浸其中,多听多思,获益良多。而他读博期间的导师——Douglas Diamond,更以言传身教成为他人生之路的精神导师。“他既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经验的导师。”

Douglas Diamond,美国金融学会原主席,美联储顾问,被誉为the father of modern banking theory(现代银行理论之父),他与Philip Dybvig合作的银行挤兑和金融危机模型,被学术界和金融业界广泛引用。就是这样一位学术大牛,为人却非常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他很忙,如果我跟他约行政事务方面的事,他可能会忘记,但只要一谈到学术方面,他就会两眼放光,放下工作来和我聊,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在探讨论文时,Diamond教授会从问题切入的角度,以及如何组织语言把问题讲得更好、更透方面给王一耀不少建议,“比如他会指出我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更多方面,大大拓宽了我的研究思路”。在学术交流的态度上,Diamond教授也让王一耀学到很多。“有些学术观点虽然他不认同,但他会给你充分的平等尊重,把学生当成同事。他也很注意保护我们研究的积极性,即使他认为你错了,也不会直接打击你,而是鼓励我从别的角度重新思考。”

在芝大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环境下,在导师的引导鼓励下,王一耀的研究视野得以拓宽,自主研究思维也得到了很大激发。读博期间他先后获得布斯商学院颁发的包括Fama-Miller Liew Fellowship在内的多类奖学金和论文奖。

与此同时,兼听则明的王一耀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我导师前期成名主要是对传统银行的研究,现在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金融机构不再以传统的吸储放贷业务为主,更多是通过转移表内资金至表外开发相关衍生产品。这些所谓的影子银行与市场紧密结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他进一步分析说,“虽然金融危机后政府部门加强了监管,但金融创新永远都是领先于学术界、监管界的。所以我现在的研究重点放在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方面,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形成机制和宏观影响,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学以致用 经世济民

2019年,王一耀博士毕业,在孰去孰从上他没有丝毫犹豫。“做一名学以致用,积极发声发力,真正体现人文关怀的研究型经济学家”,这是他本科期间就开始酝酿,现在正在发酵的职业理想。

“我非常敬仰一位大师,他是我们芝大的一位教授,Raghuram Rajan,他横跨学界和业界,可以说是一位真正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我希望以他为榜样,能将自己所学应用到中国和世界的金融市场,输出一些对社会和政府政策而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Raghuram Rajan,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名誉经济顾问,美国金融协会主席,回到祖国印度任央行行长期间,在稳定印度金融、经济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

正是在这一理想的感召下,王一耀甫毕业即追随着同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李峰、迟业光两位学长的脚步,回国加入中国金融界的“黄埔军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他坦承,虽然很多研究在美国也可以做,但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市场化的体系,不像中国这种新兴市场影响因素较多,逻辑模型碰到的可能性更多,挑战更大,也意味着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很多,社会价值更大。对此他很兴奋,跃跃欲试。

这一点在他正在撰写的一篇论文《Counterparty Risk and Repo Runs》中已经有所体现。文章探讨的是美国回购市场的定价机制以及其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回购其实就是一种抵押借贷,在借贷过程中会有一些理论问题来决定它是怎么定价的”,王一耀据此编写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微观回购市场上如何定价,再通过这个微观模型解释一些宏观现象,如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市场回购一些有风险的抵押品,如果这些抵押品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监管,反映到宏观层面可能就会引爆金融危机。

论文回答了一个微观问题,即回购市场如何定价,同时又回答了一个宏观问题,这么定价金融市场会有什么风险。

“我论文中应用的数据,进行的微观定价,虽然是根据金融危机以后2010年到2019年的数据模型来推测验证的,但我的理论模型,想解释的现象,对金融危机发生的一部分成因也有一个宏观的解释力,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个市场包括中国回购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文中谈及的对手方交易风险。”不过,王一耀也强调,中国回购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研究人员在收集数据、构建模型、开展实证的时候需要考虑更多的影响因子,但相应这样的研究也更具实际应用价值和意义。

目前王一耀除了担任SAIF的助理教授外,还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一名访问学者。他很珍惜这样的实践机会:“能在那边跟美联储的经济学家进行面对面交流,更多了解美国市场,包括美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对我后面的研究很有帮助。”


生活中的王一耀是个热爱生活,充满热情和活力的90后:喜欢运动,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大小球都爱;喜欢阅读,人文色彩浓厚的哲学、历史类著作是他的心头好;喜欢旅游,特别喜欢逛各地的博物馆,因为博古才能通今;还喜欢制作美食,挑战以前没做过的菜品,尽显暖男风范…

“我很喜欢我们布斯商学院gleacher center前面的一块牌上写的著名经济学家Kevin M. Murphy说的一句话,‘Economics is about applying some pretty basic principles to a range of areas and trying to inject a little creativity.’我的理解是:经济学研究看重的不是一味的创新概念或者方法,而是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没有被人过解释的各种社会现象。这一研究过程需要研究者的创新能力,更需要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和严谨分析。而能成为这样的研究者正是我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