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金融学助理教授赵潇与合作者（Emilio Bisetti，Stefan Lewellen，Arkodipta Sarkar）共同撰写的论文“Smokestacks and the Swamp”（烟囱与沼泽），在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RFS）在线发表。

该研究基于美国1991至2016年长达26年的数据分析，覆盖3.7万家工厂及178万条观测记录，首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美国国会议员的环保立场，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通过企业网络扩散，进而显著影响公众健康与企业经营成本。

为排除选民偏好、经济差异、地方政策等干扰因素，研究团队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DD），以得票差距小于5%的微弱当选选区作为自然实验。研究结果显示，民主党议员以微弱优势当选后，当地工厂的有毒污染物排放显著下降约35%，相当于每家工厂每年减少约1万磅有毒排放。这并非源于工厂减产，而是企业主动增加环保投入、提升废物回收与处理水平的结果。进一步研究表明，民主党选区的工厂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压力，环保检查频次高出34.3%，且非正式执法数量显著上升。而拥有跨区域工厂的大企业，会将排污行为从民主党选区转移至共和党选区。

此外，研究还发现排污行为的差异与公众健康直接相关：在工厂密集区域，共和党选区的呼吸道疾病住院率比民主党选区高出7%–8%，相关医疗支出高出7%–13%。据测算，若一个国会选区代表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每年将新增67例呼吸道疾病住院病例，增加约62.8万美元医疗费用，而与污染无关的疾病则未出现类似差异，进一步印证了污染与健康的直接关联。

这项研究为理解政治、环境、健康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全球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的当下，这一发现也为各国完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话

Q1：这篇论文最初的研究灵感来自哪里？

赵潇：我一直对ESG领域非常感兴趣。加上我们注意到2000年之后，美国两党在环境保护议题上的态度呈现出越来越极化的趋势，且两党内部的态度也变得高度一致。我们想探究这种政治层面的极化是否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再结合我本身研究的公司金融领域，就聚焦到选区层面，研究这种影响在企业工厂排放上的具体体现。

Q2：在研究视角上，为什么会将企业污染排放作为核心观察对象？

赵潇：一方面，企业污染排放虽然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但其中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操作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聚焦于非常细致的选区层面，污染排放与企业财务状况、金融市场表现不同，它直接与每一家工厂挂钩。

我们发现，即便是同一家公司，由于其不同工厂所在选区的政治家倾向不同，各工厂的排污表现也会有显著差异。这不仅能探测到地方政治家对企业影响的差异性，还能观察到企业如何在不同选区之间进行资源再分配，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

Q3：论文的标题“Smokestacks and the Swamp”（烟囱与沼泽）很有特点，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赵潇：这个标题带有一定隐喻。“烟囱”就是指企业的污染排放；而“沼泽”则是美国政治界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常用来指代华盛顿的国会政治体系中不透明、充满利益交换的政治环境。我们的研究正是聚焦于美国国会众议员的政治立场对企业排污的影响，因此用“烟囱与沼泽”将企业排污与政治体系联系起来。

Q4：这项研究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们是如何克服这一难题的？

赵潇 ：整个研究中最棘手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政治家个人的环保偏好”和“选民的环保偏好”彻底剥离开来。通常大家会质疑：企业减排，难道不是因为当地民众呼吁环保，政治家只是顺应民意吗？如果不能排除这一点，我们的结论就站不住脚。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们引入了断点回归设计（RDD），专门去研究那387场以极微弱优势（票差在5%以内）决出胜负的选区。在这些“险胜”选区里，选民的整体环保偏好是一致且随机的，谁输谁赢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通过对比这些选区，我们成功排除了选民偏好的干扰，非常确凿地证明了：排污的显著下降，确实是由当选政治家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偏好所直接驱动的。

赵潇教授介绍

赵潇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实证公司金融，全球供应链和可持续金融。目前她为MBA讲授《公司金融》课程。